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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宗教-刘晨: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重要性不用多说:-潮流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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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能用現在的標準、評價體系去套用歷史現象,否則歷史上就沒有一起民變、農民起義、秘密結社具有正義性了,歷史現象具有歷史的特殊性,歷史上的民眾運動大多藉助秘密結社、秘密宗教的形式發展勢力,應該把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評價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中去衡量,不能超越那個時代的歷史條件去盲目地要求和苛求前人。

裴士鋒的書將小歷史置於大歷史中通盤衡量的視角是傳統中國史學較為缺少的,將太平天國戰爭和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全球市場等因素結合起來的研究思路非常新穎。2013年,台灣衛城出版了《太平天國之秋》的繁體中譯本;2014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簡體中譯本,引起國內學界對太平天國相關問題的再度關注。

劉晨:太平天國史研究的重要性不用多說,茅家琦先生曾說過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絕對繞不過太平天國。它影響的確太大了。中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波及範圍最廣、鬥爭水平最高、影響最為深遠、鬥爭最為慘烈的農民運動最高峰。晚清70年,僅太平天國主體部分的歷史就14年,當然還有18年、21年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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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晨著《蕭朝貴與太平天國早期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5月

第二,戰爭存疑。我們一定要區分兵燹之災的責任方,單純歸咎於戰爭一方是不客觀、不理性的,應該區分太平天國和太平天國戰爭。戰爭意味着災難,最終承受傷痛的還是普通百姓,所以我是反對鼓吹戰爭論的。太平天國戰爭造成的人口巨大殺傷、社會經濟的巨大破壞,當然不能算在太平軍一方頭上,清軍、團練、雇傭軍、洋槍隊、土匪都有破壞性。就軍紀而論,雖然後期太平軍因為盲目擴軍良莠不齊,軍紀下降,屢有害民之舉,但總體上較清軍、團練為良。另外,兵燹之災的造成除了人禍還有天災,如咸同之際的大瘟疫、飢荒、旱澇災害等,這些問題都有學者研究過。

另外,在精神方面的影響是無形的,也是最為致命的。天兄消失和西王升天,對上帝神話來說,無疑是莫大的諷刺,只不過在流動作戰的險惡處境下,信仰的危機尚不表現得那麼明顯。一旦安頓下來,人們對天兄信仰的迷茫便在天父集權的矛盾和衝突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裴和梅都是史景遷的學生,語言風格上就可以看出,文筆甚佳,善於講故事,我個人也比較支持這種文學化寫史的方法,不枯燥,可見功力,是我們要向人家學習的地方,真正好的歷史學家不應僅以學者的尺度,還要以講故事者(storyteller)的標準衡量自己的研究,像魏斐德講的那樣,要講述歷史人物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

可以說,整個太平天國戰爭時期,太平天國始終未能密切配合、支援全國各地的反清活動,包括天地會的起義,太平天國與天地會之間缺乏有效的關係紐帶。金田團營之時,潯江上的天地會眾張釗(大頭羊)、田芳(大鯉魚)、侯志(卷嘴狗)、關巨(大隻巨)等七個艇軍頭目率部叛降清軍、進攻上帝會眾,所以洪秀全、楊秀清心有餘悸,一直對會黨力量持有偏見。1851年底,楊秀清于永安頒佈《奉天誅妖救世安民檄》,其中就有「況查爾們壯丁,多是三合會黨,盍思洪門歃血,實為同心同力以滅清,未聞結義拜盟,而反北面于仇敵者也」之語,公開批判天地會。

但楊秀清由「東孽」頃刻間褒為「東升」,有洪秀全難言的苦衷。因為楊秀清、蕭朝貴代天父、天兄傳言的神聖身份,有着互相印證各自神性的意義,於是他們也就成為「父子公孫」體系不可或缺的捍衛者。對蕭朝貴而言,維繫神性的平衡只有依靠「帝婿」的外戚角色。蕭朝貴能夠緊跟楊秀清之後,成為不相上下的聖神,還出自於洪秀全需要一個死神制衡另一個死神的政治陰謀。可是事與願違。正是這派荒誕的手段葬送了洪秀全親手締造的人間天國的命運。風暴過後,上帝教與蕭朝貴的神格一樣,在瞬間煙消雲散,黯然退出歷史的舞台。

首先,應肯定太平天國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正面形象。太平軍的興起,根源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屬於官逼民反,那麼只要數百萬太平軍民投身起義浪潮的動機具有正義性,太平天國就不能被全盤黑化,它的興起和發展具有正義性。就運動本身,太平天國沉重打擊了腐朽的清王朝統治(後來幾十年的歷史表明,清政府根本不可能以改良的方式實現國家復興,它是必然被淘汰、被革命的反動勢力),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一次總爆發,是近代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一次積極實踐(無論是上帝教還是洪仁玕的《資政新篇》,都應肯定反映了領導人救世救民的熱忱),太平天國戰爭之後的洋務運動、同治中興、近代化運動也是當時先進中國人奠基於反思戰爭的前提和基礎之上着手開展的。所以,太平天國是中國歷史上舊式農民運動的最高峰,這一歷史地位毋庸改變,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八塊漢白玉浮雕的第二塊即金田起義,也說明和肯定了太平天國正面形象的主流歷史地位。

結果,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派蘇松太道吳健彰與英﹑美﹑法當局談判,以出賣上海海關和租界主權,換取它們的支持,列強拋棄「中立」偽裝,聯合清軍進攻小刀會起義軍。1855年2月上海縣城失守,劉麗川率眾突圍戰死,起義失敗,會眾一部分加入太平天國,一部分流散各地堅持反清。可以說,太平天國未能正面、直接回應、援助上海小刀會,喪失了規取蘇、常、滬的一次大好時機。

《太平天國》與《天國之秋》澎湃新聞:您覺得太平天國史還有研究的必要和空間嗎?

劉晨:天地會是後人的概稱、統稱,不同的區域名稱不同,兩廣的天地會叫三合會、三點會。秘密結社有兩大系統:秘密宗教和秘密會黨,天地會屬於秘密會黨,講究兄弟結會樹黨、歃血為盟,上海的小刀會屬於秘密會黨系統,會員以小刀為標記,故名,以「反清復明」相號召。當然小刀會早先在江蘇、安徽、福建、台灣等地活動,會眾備有小刀,有自衛性質,起初未必有反政府的明顯意識,後來才傳入上海。

但是這本書的有些觀點我並不認同,比如裴著認為太平天國波及東南,導致英美茶葉利益受損,迫使兩國下決心干涉中國內戰,實際上,中國最重要的產茶區並非江南,而是福建的武夷山區,太平軍對福建地區的零星騷擾遲至1857-1858年(石達開遠征軍的一支)和1865-1866年(太平軍余部李世賢等部),且沒有造成該地區大的波動和破壞,而且太平軍戰火對江南的戰爭破壞,導致茶葉在江南的出口陷入困局,江南的茶出口貿易也轉移至福建等地,恰恰促進了主要茶產區福建通商口岸廈門、福州的發展。列強對太平軍的干涉根源在於長江上的通商利益。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員劉晨認為,太平天國史研究的衰落「或是學術研究回歸理性的一種必然」,主要與其研究領域之廣、研究成果之多造成的研究難度加大有關,也與大的學術環境轉變、學者們紛紛轉移研究興趣有關。與此同時,他也提出從社會史、新文化史等角度,輔以研究方法的改進,太平天國史研究仍有很大空間。

史景遷的書原來叫《「天國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與太平天國》,再版時直接更名為《太平天國》,台灣也出版了繁體中譯本。感覺還是原書名好些,實際是以洪秀全一生為線索的,把洪秀全個人的歷史和太平天國的歷史結合起來,涉及洪秀全的方方面面,與我的這本書把蕭朝貴個人和太平天國早期歷史結合起來研究相類似。

1852年周立春在青浦抗糧,隨即占嘉定,1853年,劉麗川、陳阿林占上海縣城,接連攻佔寶山﹑南匯﹑川沙﹑青浦,上海成了南京之外江南起義軍的另一個中心,還成立「大明國」政權,由劉麗川上書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表示接受領導,尊奉上帝信仰。1854年12月,太平軍真的派官員去調查上海小刀會,並在上海「講道理」,比如「剋期可以統一區宇」的政治形勢、「崇奉一上帝,敬信耶穌」的宗教教義、「擯除偶像,毀盪廟宇」「捨棄鴉片,戒色斷酒」「應守十誡」的政令宣傳,以及「相勸為善」的道德期許。這僅是一次帶有政治性的宗教宣傳活動,上海方面的起義軍實質上並未真正皈依上帝信仰,信奉上帝,遑論共享上帝信仰,宣稱信奉上帝,是上海起義軍爭取太平天國支持的手段。

馮、蕭能改變太平天國的命運嗎?

澎湃新聞:蕭朝貴之死對太平天國有何影響?他死後的神化過程是怎樣的?

訪談︱劉晨:若馮雲山、蕭朝貴不死,太平天國的命運能改變嗎

梅著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在太平天國戰爭中死難的民眾,她希望建立起戰爭與日常生活和個人感受的關係,從民族國家和革命史的敘事語境中超越出來,展現平民在戰爭中及戰爭后的經歷。我最近一直致力於從社會史視角觀察太平天國和太平天國的基層,眼光向下,梅爾清的研究思路使我受益匪淺。

澎湃新聞:您怎樣評價太平天國?

再者,研究太平天國怎麼可能不搞清楚清代中葉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怎麼可能不關注太平天國歷史對後來晚清歷史走向和近代中國歷史發展變遷的影響?沒有太平天國就沒有曾左李,沒有洋務運動,辛亥革命和後來的國民黨也受太平天國影響很大。

近日,其專著《蕭朝貴與太平天國早期史》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刊行,澎湃新聞對劉晨老師進行了專訪,談及太平天國的信仰建構、權力排序及與小刀會的關係等內容。本文為訪談下篇。

洪秀全也十分排斥會黨,曾聲稱如果他們不放棄原來的舊習,皈依上帝,則不容收納。所以,過去我們講咸同時期遍及全國的各民族、各類勢力的反清起義,和太平天國運動之間,只是名義上的「聲援」「呼應」,未有實質性的聯合。當然捻軍除外,雖然捻軍加入太平軍,多次聯合作戰,但太平軍和捻軍互不看好,李秀成說捻軍「聽封而不聽調」,是大害,張樂行說太平軍「待人不好」,可見兩者的合作也是十分有限的。

蕭朝貴死後的神化歷程,見證了上帝教巨大神話的興衰始末,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後期太平天國政局的渙散和上帝教教義的蒼白無力。洪秀全在困境中無法找到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親貴與功勛、宗教與世俗關係的方法,只好訴諸神的力量,妄圖重整一盤散沙的太平天國山河。已故的楊、蕭僅是洪秀全的兩顆棋子。

劉晨:在太平天國史研究日趨冷落的同時,出現了對太平天國的評價持肯定與否定的兩派言論,兩派倡言者言各有據,卻又各持一端。社會上近年來出現極力貶低和否定太平天國的情況,比如對太平天國及其領導者洪秀全等人的「妖魔化」或「鬼化」,比如對太平天國的宗教,誣之為「邪教」。我認為,無論是「神化」還是「鬼化」,都不是一種正常的現象、正常的學術風氣。拋開「非此即彼」「非正即邪」的歷史窠臼,以史料和史實考辨為基礎,走出全面肯定或全盤否定的學術怪圈,理性地審視太平天國的歷史地位,極有必要。

對於上海方面請求天京方面派兵接應的請求,東王楊秀清並不發兵,僅作口頭許諾,聲稱「如果率眾來歸,必當奏請封加顯爵,何去何從?希自諒之」。同樣會黨出身的羅大綱當時防守鎮江,倒是念天地會之情,「于儀征各碼頭置造皮蓬小船六百隻,有沖水營直下,接連上海匪徒之信」,卻被楊秀清調往西征,未能成行。可能一方面因為兵力不足——太平軍在北伐、西征;一方面楊秀清有自己的戰略部署,力爭上遊,無暇東顧。

劉晨:還有一本書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有人翻譯為《浩劫之後》,在浙江某學者那裡中譯,五六年了還沒翻譯出來,這本書的作者是梅爾清(Tobie Meyer-Fong)女士。我和梅時有聯繫,她是一位謙和幹練的學者,非常值得尊敬。我也向史景遷、裴士鋒(Stephen R. Platt)請教過問題。可以說,美國學界在近幾年形成了一股研究太平天國的小熱潮。

第四,正視局限。太平天國運動終究是一場舊式的農民運動,它不可能超越舊式農民運動、舊式民眾革命的「六道輪迴」,犯了諸如權力鬥爭、自我孤立、吏治腐敗、軍紀敗壞、宗教迷信、忽視基層等等嚴重的錯誤,這也就註定了太平天國不可能革新復興中國。比如軍紀,太平軍中一直存在「打先鋒」(搶劫)、「擄人」、「屠滅」,給民眾帶來災難。這些錯誤或問題,後人都應該正視,不能像過去那樣為尊者諱,才能客觀看待和總結太平天國成敗的經驗教訓,以史為鑒。

余治《江南鐵淚圖》之一太平天國與小刀會澎湃新聞:書中提到太平天國早期和小刀會等組織有很多交集,能否展開講講?

蕭朝貴畫像澎湃新聞:長期以來存在一種論調:假如馮雲山、蕭朝貴不死,天京內訌的慘劇就不會發生,太平天國將會是另外一種局面。您認同嗎?

太平軍抗擊洋槍隊太平天國史研究應該回應現實的挑戰

楊秀清、蕭朝貴死後都獲得太平天國的最高神格,但二人有所不同。在太平天國軍民心中,蕭朝貴是一座不倒的豐碑。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這本身就創造了神話。太平天國早期所封五王,楊秀清死於內訌,貶為「東孽」,後來平反為神,由人到神再到鬼繼而恢復神位;馮雲山早期戰死,由人到神再到人;韋昌輝被除爵,稱「北奸」,由人到神再到鬼;石達開則由人而神復為人。唯一沒有經歷大起大落的首義諸王僅有蕭朝貴一人。洪秀全對蕭朝貴的崇禮之隆,或許表達出他對蕭的無限緬懷。

必須承認的是,從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太史」研究日益寥落,逐漸進入了「發展瓶頸期」,恐怕很難恢復往日的盛況。雖然是熟地,但並非沒有繼續耕耘的餘地。要想尋求突破,我認為:一是研究視野的轉換與開拓,特別是從社會史、新文化史的角度研究太平天國仍存在相當大的空間;二是研究方法的改進。但仍要注重史料的深入研討,新時期出版的《太平天國史料彙編》40冊為我們進一步進行史料的分析考辨提供了可能。清方檔案史料、外文資料利用不夠,從史料上將還有繼續發掘和研究的空間。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太平天國的史料恐怕很難讀完。過去形成的數千萬字的太平天國研究論作不免讓人望而卻步,但其實有一些共性特點:包括粗放式重複性研究居多,研究論題碎片化,多史實描述而缺少理論創新,研究視野狹窄等。

但馮、蕭二人不能從根本上杜絕天京慘禍的發生。首先,楊秀清對權力的獵取不會因馮、蕭的存在而止步。其次,馮、蕭即使擁有實力,真正改變的是天京事變的經過而不是太平天國的命運。馮雲山是洪秀全的忠實盟友,蕭朝貴與楊秀清之間的矛盾有激化的可能。所以,即使馮、蕭還活着,即使他們有足夠的力量遏制楊秀清,也只是徒增幾個捲入內訌的領導人,多為洪秀全預備一些為捍衛天王專制權威起兵靖難的盟友而已。在洪、楊矛盾的基礎上,又有可能增加楊、蕭矛盾,楊、馮矛盾。

另外這本書對洪仁玕其人其事其作的過分褒揚也使人覺得有些浮夸,洪仁玕雖然在香港接觸到了一些近代思想,但在太平天國並未產生實質性影響,至於他本人作為軍師、首輔,並沒有處理好和大多數地方實力派將領的關係,助漲了後期太平天國的黨爭,惡化了吏治敗壞的風氣。歷史學人的主要工作在於儘可能地接近歷史真相(如數學里的極限,limit,只能和坐標軸無限接近而不能相交),當然絕不能像一些作品標榜的那樣「還歷史之本來面目」「還原歷史的真相」,這項工作要求我們儘可能地佔有可靠的史料,需要去偽存真,需要辨偽史料和史實,更需要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

劉晨:蕭朝貴的死,是繼南王馮雲山戰死後太平天國的又一大損失。蕭朝貴的死,標志著上帝教宗教神學體系的部分塌陷,永安封王以來形成的權力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洪秀全尚未做好維繫上帝教宗教神學體系的應急準備,上帝教神學體系的天平在頃刻間傾斜,而傾斜的一方則是天父及其代言人楊秀清。楊秀清順理成章地以上帝代言人和「聖靈」的雙重身份在「三位一體」神學建構中獨霸兩個位置。洪秀全最終也僅是採取沉默的方式放棄對上帝教神學體系傾塌的解釋和宗教權力系統的再建。

澎湃新聞:如何評價史景遷的《太平天國》、裴士鋒的《天國之秋》?

【編者按】太平天國史研究曾是中國史研究領域內的「顯學」,甚至一度被作為專學而冠名「太史」、「太學」,但自20世紀末以來,太平天國史研究日趨冷落。研究農民戰爭、農民革命已不再是熱門,過去講「研究太平軍的比太平軍還要多」,如今卻「門可羅雀」「門庭冷落」。

我們知道,蕭朝貴也是一個權力欲極強、野心極大的人;馮雲山雖然堅耐容人,懂得顧全大局,但他並不像洪秀全和後來人期待的那樣是個完人,他設計的早期太平天國的典章制度(太平天歷、官職爵位、避諱制度等)冗繁複雜且不合科學,對太平天國政權建設帶來很大弊端,很難指望馮雲山活下去就可以改變太平天國的終局。因此,即使馮雲山、蕭朝貴還活着,改變的局面僅是誰殺誰的問題,或許天京事變比已發生的更慘烈、更髮指。

1856年6月,太平軍攻克江南、江北大營后,楊秀清更新全盤作戰部署:他唯恐石達開在江西形成穩固的實力集團,所以調動石赴湖北前線,而派地位高於石達開的韋昌輝去江西督師;他又不放心韋昌輝,繼而派國宗楊輔清、楊宜清帶兵進入江西;他擔心久據武昌的韋昌輝親弟韋俊在湖北形成實力集團,派石達開入鄂亦有監督韋俊之意;秦日綱全權負責天京東線鎮江、句容一帶的戰事,但他能力有限,不但沒有肅清江北清軍,徹底打垮江南大營殘部,就連小小的金壇縣城也沒有拿下,嚴重阻滯了楊秀清「長驅蘇杭」的戰略計劃。

那麼太平天國史研究正應該在這些困境中尋求突破和發展,特別是要回應現實的挑戰,把太平天國史與「基層社會治理」「城市與鄉村」「社會危機與政府應對」「吏治的經驗教訓」「國家與社會關係」等現實議題結合起來思考,充分發揮史鑒功用;把太平天國放在長時段的大歷史中、放在全球視野和坐標中去考察和比較,而這正是近年美國和日本學者多採用的研究方法,這與民間社會的雜說、戲說不同了。

所以,在事變前的1856年8月,楊秀清再次調整了全局的戰略規劃:調遣作戰能力頗強的石達開兵團負責東線戰事——石達開兵團應是開闢蘇南的主力;韋昌輝兵團規取江北、配合石達開兵團,並重新負責天京防務;秦日綱兵團開赴上游防守安徽,支援贛、鄂。楊秀清的主要目的在於集中力量攻取蘇南,可以想見,如果天京事變沒有發生,太平軍有可能兵鋒直逼蘇浙、上海了。聯想到一年多前,佔領上海的小刀會政權請求太平軍前去接管上海縣城,被太平天國最高當局婉拒,原本不費吹灰之力即可佔有上海,如今卻要費時費力地大舉進軍、大費周折,太平天國後期最重要的軍事行動之一就是三次圍攻上海戰役,也是大敗而去,加速了太平軍的敗亡。這不得不說是太平天國的一大失誤。

我認為,由於權力鬥爭、黨爭的緣故,終太平天國之世,洪秀全及太平天國的領導人們也沒能建立起穩固、高效的權力結構,這是太平天國覆亡的重要原因;太平天國權力鬥爭的影響很明顯,長期內耗是太平天國覆滅的重要原因,或者說是最主要的原因也不為過。它使得太平天國中央政權人心渙散、薄弱無效,各派系忙於結黨營私黨同伐異,根本無暇也無法從容應對內憂外患的政治軍事形勢。雖然後期太平天國朝內的黨爭,由於頻繁的人事更迭和日加嚴峻的形勢沒有發展為大規模的流血事件,但對太平天國的影響是致命的,其危害絲毫不亞於數年前的天京事變。

劉晨:永安封王以後,蕭朝貴雖失去制衡楊秀清的政治資本,但在神壇還有一席之地;馮雲山雖既無政治資本亦無宗教身份,但他資歷甚深,在整個權力系統中處於中間調節的位置。楊秀清野心的膨脹與太平天國既有的政治、軍事、宗教體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在斂權的同時,楊秀清自須正視蕭朝貴的宗教牽制和馮雲山的政治調節,不會像馮、蕭死後那般肆無忌憚地向天王權威發起挑戰。在太平天國早期,正是由於楊、蕭之間相互制衡,以及馮雲山在領導層居中調節,加之太平軍轉戰南北,流動作戰,處境險惡,太平天國領導集體尚能勉強和衷共濟,太平軍才能漸成燎原之勢。

劉晨:關於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過去多從「中外反動勢力的勾結與鎮壓」這一角度立論,學界更多的是從太平天國的對立面探尋原因。茅家琦先生主編的《太平天國通史》指出其主要原因不在外部,而是太平天國自身的失誤,具體表現為戰略指揮上的失誤、嚴重的分裂和內耗、自我孤立的政略和政策、宗教功能的轉化。其中,嚴重的分裂和內耗就是指權力鬥爭。

但學界在談某一歷史事件失敗原因時,往往講求「歷史合力」論。的確,你可以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思想、社會,甚至生態環境各個領域找到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它的失敗是複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不同的角度、視角有不同的立論。比如從自我孤立的政略和政策這一角度分析,太平天國偏激的社會、經濟政略,其統治政策中的負面因素也給民眾留下了創深巨痛,結果導致人心離散、民心喪失、失去群眾則是它失敗的關鍵因素;如果從宗教上觀察,上帝教信仰的消極、負面影響構成了它失敗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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